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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

两高批复促使涉枪案件的处理回归公众认知

 

 
时间:2018-04-04 11:15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批复》明确,在涉及枪支、气枪铅弹等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时,应充分考虑具体枪支、气枪铅弹的数量、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避免此类案件处理的唯数量论,使个案处理的结果回归一般公众的认知,以达到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本次《批复》的出台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案推动法治进步的典型范例。近年来,一些涉枪类刑事案件颇受舆论关注,如四川青年刘大蔚因购买24支仿真枪最终被判无期徒刑,福建高院认为原审量刑明显不当,决定再审此案,至今仍没有结果;如天津摆气球射击摊的赵春华,因有6支仿真枪鉴定下来为能正常发射、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一审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后二审改判缓刑。
 
此类案件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大大背离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以天津赵春华案为例,在很多人看来,其仅仅是以气枪打气球摆摊谋生,这种情形在我们生活中极为常见,当事人显然不具社会危害性,结果却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被施以重刑,显然很难被接受。而该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同样受到了法学理论界的批判,称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了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对枪支的严格管控虽符合社会大众共同的心理诉求,但如果司法者仅仅机械的执行法律固有的规定,对真正的持枪者和无危害性的过失者不做任何区分的施以同样的重罚,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司法公信力的受损及社会民众的心理失衡。
 
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司法机关对上述案件的处理结果并非毫无根据。回归到具体的法律规定,刑法第125条规定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8条规定了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同时2009年11月16日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个人或者单位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定罪处罚:......(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子弹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五百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以上的;......该解释第五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定罪处罚:......(二)非法持有、私藏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三)非法持有、私藏军用子弹二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一千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二百发以上的;......
 
以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往往着重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一、行为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的属于枪支;二、枪支或者弹药的数量到达了一定的法律要求。对于第一点是否属于枪支,2010年《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明确,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对于第二点,即是被大家一致诟病的唯数量论,在属于枪支或弹药的情况下,只要满足的一定的数量要求,均构成相关犯罪。如果以此法律规定来看,司法机关对诸如赵春华案子的处理结果视乎又是合理的。
 
为了解决这一公众认知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本次《批复》应运而生。《批复》专门针对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和气枪铅弹(用铅、铅合金或者其他金属制成的气枪弹),并不适用于军用枪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的非军用枪支、军用子弹、其他非军用子弹。具体内容仍主要包括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是否属于枪支,《批复》对此描述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对“较低”没做明确的规定,以防止“一刀切”的情况出现;第二方面也是最为大家所乐道的是《批复》破除了原先的唯数量论的认定标准,在涉及枪支、气枪铅弹等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时,除考虑数量外,还应充分考虑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笔者了解到,该《批复》一出台即受到广泛的好评。纵观《批复》的具体内容,其实际上是调整了涉枪弹类(此类枪弹仅指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和气枪铅弹)刑事犯罪案件的认定标准,由原先的单一数量标准调整为多种因素综合评判标准,由原先的极为具体明确的标准调整为较为笼统模糊的标准。实质的意义也在于赋予了具体处理该类案件的司法人员更多的自由裁量,使其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综合评判个案中的多种因素。
 
而在笔者看来,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对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而言不可谓不是一种难得的新机遇。《批复》内容将原本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调整为多种因素综合且非明确的评判标准,为标准的认定预留了较大的解释空间,而该空间正是在个案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及辩护律师需要解释明确的地方。如在《批复》中,何为“枪口比动能较低”;何为“致伤力大小”;何为“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如何认定“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等等。在具体案件中,辩护律师针对上述标准的认定均可与司法机关充分协商、提出相应的辩护意见,最大化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取得更好的辩护效果。
 
辩护律师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一样,都是实现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不同之处仅在于分工。在笔者看来,当司法机关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时,其更需要与辩护律师一起共同查清案件事实,以准确适用法律,防止错案的发生。因此,回归到本次制定的《批复》,其规定的内容对涉枪类案件的公正处理肯定会起到促进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辩护律师应充分抓住这一机遇,与司法机关一起查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使该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回归公众的认知,真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本文作者:随鲁辉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文原载于【博和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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